科技股(尤其是Fangs——Facebook、亚马逊(Amazon)、Netflix和谷歌(Google))的股价达到峰值了吗?这是许多投资者正在问的问题,不仅是因为这些科技股的估值似乎非常高,还因为科技巨头们已经成了新的华尔街——在一个经济和社会日益分化的世界里,它们成了民粹主义反弹的主要目标。
当美国总统唐纳德•特朗普(Donald Trump)在Twitter上抨击亚马逊(Amazon)逃避征收销售税责任的时候(这话不对,当然这一点从来不会阻止他),你知道这种趋势已经达到了临界质量。与此同时,科技行业继续产生着糟糕的公关:看看最近无数女性有关遭受科技投资者性骚扰的投诉吧。
最有意思的是,硅谷依然躲在一个认知泡沫内部,不愿接触围绕垄断、隐私以及与科技相关的就业岗位流失的正当公众担忧,更别提自己的文化了。
当我向大多数技术人士询问这些担忧的时候,往往会得到以下几种反应,有为自己辩护的:“政客们不了解硅谷”,有天真型的:“全民基本收入将让工作变得无关紧要”,或者最糟糕的是愚蠢型:摆出自认高人一等的微笑或者恼怒的表情,仿佛在说“你不是科技行业的业内人士,因此你不会明白”。
这一切似乎都太眼熟了。我的年纪也不小了,经历过巨大的科技股盛衰循环。实际上,1999年到2000年间我曾经在伦敦一个高科技孵化器工作,当时风险资本家们会雇佣记者物色“泛欧B2C媒体交易”,如果说有过泡沫迹象的话,这就是市场出现泡沫的迹象。
如今科技企业几乎和银行业一样傲慢,但更加有害,原因是最大的科技公司已经成为当今时代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机构。与大型华尔街银行一样,它们拥有庞大的资金和政治权力,还拥有更大量的数据。Facebook的用户数量比中国人口还要多。然而与高盛(Goldman Sachs)首席执行官劳尔德•贝兰克梵(Lloyd Blankfein)不一样的是,当他们说自己在做上帝的工作的时候,他们并不是在开玩笑。
硅谷的行事风格或多或少地建立在如下观念之上,即它正在让世界更加自由和开放,尽管人们日益担忧社交媒体侵蚀了民主,而掠夺性算法正将目标对准弱势群体,就像金融危机前的掠夺性贷款那样。
硅谷显然远远偏离了其最初嬉皮士式的创业家风格。大型科技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和金融家一样都是贪婪的资本家,但往往多了一层自由意志主义倾向,也就是说,他们认为政府、政治、公民社会以及法律都是可以(而且应该)被打乱的。
加州USC Annenberg Innovation Lab的教授乔纳森•塔普林(Jonathan Taplin)表示,“民主制度乃至社会本身往往被视为‘障碍’”。塔普林著有《行动敏捷,打破传统》(Move Fast and Break Things)一书,该书追踪了硅谷政治经济的演变。
马里兰大学(University of Maryland)法学教授弗兰克•帕斯奎尔(Frank Pasquale)是著名的大型科技企业批评者,他用一个生动的例子描述了这种态度。“我曾经与一位硅谷顾问说起搜索中立性(这个概念是指搜索引擎巨头不应能够优先照顾它们自己的内容)。他说,‘我们不能对此进行编码。’我表示,这是一个法律、而非技术问题。但他只是带着一点看不起的神色重复称,‘是的,但我们不能对此进行编码,因此做不到这点’。这场辩论将在技术专家设定的框架下进行,要不就无从谈起。”
来源: http://www.ftchinese.com/story/001073292#adchannelID=2100